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伯重在《文匯報》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不斷改進對歷史的認識，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如果歷史學家一代一代延續前人的說法，那就沒有必要有歷史學家了。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為社會大眾提供新的見解和看法，這就需要不斷挑戰過去。這不是故意去挑戰，而是我們根據新的材料，運用新的方法，應對新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心理而提供的對歷史的新看法。

例如清朝是否閉關自守，過去教科書都這樣說。但是如果我們認真看史料，并對比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那么我們將會看到，清代中國不僅沒有閉關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說是相當開放，也因此導致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中心地位。這是貢德·弗蘭克（Andre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所得出的結論。他認為，19世紀初期以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16-18世紀流入中國的白銀占世界產量的一半，而白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硬通貨，就是因為中國使用白銀，西方國家要用白銀來與中國做生意，因此為白銀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所以，中國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大家都來和中國做生意，中國產品出口到國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閉關自守的構架下這種情況是無法解釋的。此外，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也不可能實現閉關自守，正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說：u201c從1600年以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u201d

所謂清朝u201c閉關自守u201d，是到了19世紀，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導的完善的國際貿易制度和貿易手段后，中國未能適應這種新貿易體系，因此才顯得是閉關自守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