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奕訴的對外觀念與現代外交機構的設立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中外交涉日益繁復，清朝政府事實上已被拖入空前頻繁的國際交往關系之中，恭親王奕訴成為處理對外關系的領袖人物。u201c祺祥政變u201d將其推上議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位置時，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曾為之頗感欣慰，他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密信中說過一段盡人皆知的話：u201c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系使然。這個令人感到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促成的，這充分證明我們堅持下列政策之正確，就是我們應以溫和協調的態度獲致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清除他們的驚恐u201d，并促成u201c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里去u201d。他說，u201c相信現任首揆恭親王不致使我們失望u201d，因為他正是能u201c充分理解我們性格的動機而對我們信任u201d的u201c少數人中的一員u201d。
由于有洋人的這一段評論以及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議u201c借師助剿u201d等言行的存在，中國近代史學的著述大都對奕訴的外交活動作了否定性評說。這一類觀點以權威之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論斷最具代表性。該書說：u201c洋務派是在封建地主階級日益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一個支柱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u201d。u201c奕訴等人u2026u2026提出的u201du201c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總管洋務的機構開始設立時就是為了u2018軍務u2019，也就是聯合外國力量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及其他農民起義力量u201d。這一論斷產生的影響是廣泛的，曾被眾多中國近代史論著，尤其是眾多中國近代史教材所采用。該書未直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置的根本目的在聯合外國力量鎮壓農民起義，但仍然認為u201c奕訴等人u201d奏請設立總理衙門所陳述的設置理由表明他們的目的u201c實際上是要求與外國侵略者聯合鎮壓中國人民的起義u201d。
1980年代以來，以較中性或正面的觀點評說奕訴的著述亦相繼面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是寶成關著《奕訴與慈禧政爭記》。該書論域主要在奕訴與慈禧權力關系之間，但仍屬闡論奕訴最集中的著述。書中對奕訴外交活動的評價較為持平：u201c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奕訴在英國侵略者的影響下，盡管對外態度發生了變化，有向侵略者妥協的一面，但同時也仍然存在著抵制和反抗外國侵略的一面u201d。同一時期出版的李時岳、胡濱著《從閉關到開放》一書則對既存的一些關于奕沂等洋務派對外妥協賣國的評論加以駁論。指出既往學者批判u201c借師助剿u201d，要求奕訴等洋務派與u201c農民起義軍妥協，一致對抗外國侵略者u201du201c太脫離歷史的實際u201d；他主張u201c守定和議u201d，并非完全安于半殖民地秩序，也具有u201c維護不平等條約中沒有明文規定從而尚未喪失的利權u201d的正面意義；洋務派力主以u201c和u201d為最高外交原則，u201c有一定合理性，但總的來說，是有害的u201d。且這不僅是洋務派的主張，也是改良派的主張，二者u201c并沒有顯著的差別u201d，不能在褒改良派的同時貶洋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