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戰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時所必須實施的發展戰略，過早實施可能缺乏條件，而過晚則會喪失機會。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即里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專利政策；后者則是日本的教訓，以小泉內閣在20世紀90年代的變革為轉折點。
知識產權在國際上有兩大平臺，一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二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者關注的是知識產權在各國的利益，后者則更多地表現富人的立場。目前，國際知識產權的焦點問題是如何分享國際科技進步的利益，國際保護的趨勢正日益強化。
20世紀50年代起，國際貨物貿易大量增加，大量的貨物附有知識產權，相應地就產生了知識產權爭議。商標和版權的國際保護問題在當時的關貿總協定（GATT）中曾被提出，起初并不強烈，但發達國家企圖利用知識產權壟斷貨物和技術貿易的愿望使這種摩擦升級。以美國為例，據其統計，目前近50％的美國出口依賴某種形式的知識產權保護，而在50年代這一比例只有10％。美國貿易對知識產權依賴的增強，最終演變成了里根政府的專利新政策。建立WTO是里根的國策之一，其次是強調技術貿易。
美國從20世紀的80年代開始實行知識產權發展戰略，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二是相應的知識產權改革，制訂法律，重新界定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和利益分配，包括知識產權的實施者和推動者及管理者的權益。在對外方面，謀求美國知識產權權利人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化，推動〈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的簽署。由于WIPO僅限于IP授權前的事務，不涉及到授權后的保護，因此在WIPO領域內難以實現高標準，因為它沒有WTO那樣的強制措施。故美國尋求WTO的執行手段。
20世紀80年代，貨物貿易保護促使技術貿易增加，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得以升華。同有形物不同，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資產更易發生侵權。就制止專利侵權而言，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必須先行，否則，技術就是賣一件丟一件，必然影響到技術的進步，進而影響創新和產業發展。而在具體操作上，美國強化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是從單邊行為開始的。
Trips標志著WTO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全面強化，Trips的特點就在于高標準，高于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的標準，更為關鍵的是其借助了WTO國際爭端解決機制。Trips強調保護外國人在本國的知識產權，從而為美國知識產權權利人全球利益最大化創造了客觀條件。而日本則在步美國的后塵，全力打造日本版本的“特殊301條款”，這是日本總結自身教訓的結果。
眾所周知，日本是靠提高應用技術能力來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的。20世紀的80年代，日本產品以物美價廉而充斥全球，并使日本的國際競爭力在1992年位居世界首位。但物美價廉已不再適合今天的日本企業了，隨著日本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新興亞洲國家及地區的競爭，日本的競爭力開始下降，2002年降至第30位。日本自己反省后認為其原因是沒有阻止其他企業進入自己的市場，導致了雙方拼成本的爭斗，從而降低了自己的市場份額。考慮到日本勞動力成本之高，物美價廉的方法不能維持長久，日本企業認為今后的方向是走阻止同行競爭的道路，用專利及知識產權在市場上構筑防線。
日本本來是可以挾其經濟高速發展的威力，在10年前就采取這種做法的，即從物美價廉向用知識產權贏利的戰略轉變。但當時日本并沒有抓住機會，許多日本企業并沒有轉變，結果造成了10年的經濟停滯。這就是日本喪失機會的教訓。 報關員考試網
日本在2002年后才意識到知識產權管理是日本企業的生命所在，并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的口號，它需要政府和民間及企業聯手。具體來說，企業重視利用專利，政府修改法律提供環境，這被認為是日本產業結構根本轉變和發展轉變的方式性革命。日本是在2002年通過了知識產權基本法，并在內閣成立了首相掌管的知識產權本部。
日本政府在提供環境上從兩個方面如手。在保護內容上，強調專利保護的是技術理念，實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發明還不是產品和成型的技術。日本法官亦認為，發明是獨立于工業的經濟效益，專利代表了技術進步的方向。在程序方面，從2004年起，日本的專利收費上漲了一倍，還取消了異議程序；日本知識產權訴訟案件的審理期限也要從以前的30～50個月縮減到自受理日起14個月。美日兩國都先后在費用上提高了專利保護的門檻，并在程序上提高授權的速度，如取消異議程序，客觀上使專利保護“富人俱樂部”化。
知識產權發展戰略并非發達國家的“專利”，發展中國家更有必要研究、制定、實施知識產權發展戰略。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作為原始積累的模仿的仿制侵權就不再有空間――規模性的生產會受到擁有相關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密切關注，我國出口產品頻繁遭遇外國專利權的阻擊就是例子。而企業若要謀求繼續發展，就要以自主創新的知識產權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日本的教訓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變化尤為重要，在低成本高質量的基礎之上建立防止其他企業進入的專利防線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美日兩國從正反兩個方面所證實的就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