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讀過喬治-奧威爾的《1984》嗎？”“沒有，它是什么，小說還是歷史書？” 他的回答讓我多少有些吃驚。他出生于1944年，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一種新制度的試驗中度過的。這本小說曾觸動了他的很多同代人、或更年輕的一代人——一個在1949年死去的英國人竟如此精妙地描述出他們的生活。

不過對他而言，1984不意味著噩夢，而是希望的象征。他站在那里，兩手交叉放在身前，等著攝影師按快門。齊齊的寸頭像是剛修剪過，整潔、利落，花白的顏色增加了他的魅力，智慧的確隨年齡而增。他身后的墻上是暗黃色的銅質浮雕，那是他一手締造的公司的大事記，1984醒目地突現出來。所有對中國的商業世界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那個抒情的段落，聯想的故事是從“中科院計算所傳達室的一個小平房里”開始的。

1984年不僅是這家公司的開始，更是他的人生軌跡的轉折。“在40歲之前，我是白過了”，他曾經說。

在過去的20年里，他是中國最著名的商業人物，從小平房開始的公司如今的產品覆蓋著從莫斯科到墨西哥城的廣闊區域，它是中國崛起的象征。

“你有什么問題要問他嗎？”在采訪前，我問周圍的同行朋友，引來一片沉默。他處于這樣一個位置的時間似乎長了些，被談論得太多了，言行又總那么正確與得體，某種程度上，就像是一座紀念碑，重要、穩定、令人景仰，充滿坐標意義，但誰會對一座紀念碑產生追問的熱忱。

但這座紀念碑仍在生長，并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提醒人們他的存在價值。兩年前，他重新出任自己締造的公司的董事長，8個月前，他推出了新的電子產品，并稱要再一次抓住新潮流。

很多人對此深表懷疑。創始人再度回到前臺，常常是危機與希望的雙重信號，通往截然不同的結果。

“到現在，我認為收購基本算成功”，他說。人人都記得6年前的那筆交易，一家成立不過20年的中國公司收購了歷史最悠久的美國公司的個人計算機業務。這一商業交易也立刻被賦予政治與文化含義——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新領導者。

這筆交易之后，他似乎也退居到幕后。他指定的年輕人當上了這家新跨國公司的董事長，一位美國人成了首席執行官，這象征了他們要擁抱整個世界。6 年中，很少有人知道這家公司內部的故事，它想必充滿了紛爭和不快，或許也經常滑向破裂的邊緣？大部分中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計劃都困難重重，它們有的被歐洲的勞動力市場拖垮了，有的則無力建立起新的組織結構。所謂的全球擴張，僅僅是把在中國生產的產品，賣到了更多的地區，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仍是主要的競爭優勢。

這一切顛簸似乎暫時過去了，512天扭虧為盈的計劃撫平了人們的疑問。但這個行業變得太快了。很少有人還記得他所提到的王安電腦、DEC，它們都曾是名噪一時的公司。對于新一代人來說，雅虎與Netscape像是原始時代的名詞，而在Facebook崛起后，連Google都失去了鋒芒。一切都在加速度進行，以至于當你竭盡全力達成幾年前的目標——世界第一大PC制造商時，發現這個行業已不再重要，消費者蜂擁地涌向iPad與iPhone，它們才提供豐厚的利潤。10多年前，人們還為“每個家庭都有一臺電腦”的目標激動不已，蘋果如今設定了新的標準——產品不是必需品，而是身份的象征，個人意義的源泉，甚至是一種世俗宗教。

他能帶領這家公司進入新時代，將Wintel時代成功復制到移動互聯網領域嗎？所有的懷疑都看似有理。它的組織結構、企業文化確保了之前的成功，卻很可能成為新潮流中的障礙。他的成功是中國制造業的成功，是中國市場特殊性的成功。它之前嘗試過的新業務，似乎效果不佳，看來這家公司缺乏創新的基因。

樂Phone與樂Pad已經推出，更像是對蘋果公司產品的不太成功的模仿。甚至他在新產品發布上的講話都過于宏觀。在長達6分鐘的演講里，他提到了“大地母親”、“因為這是在中國”，他激情洋溢，甚至落淚。身在現場的人，感受到一股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像是10多年前的“保衛民族工業”的重現。似乎在多年奮力成為一家全球性公司之后，他又要重申本土精神，這當然可以理解為商業上的考慮與需要。

“那怎么和蘋果比？”人們在潛意識里或許還會這么想。這多少像是馮小剛在看過《阿凡達》后的感慨：“這不是導演與導演的差別，而是國與國的差別。”它或許令人想起羅伯特。赫德在１４０年前對清王朝的海軍的辯護。他說海軍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就像是樹上的花朵，倘若樹木有問題，你又怎么能苛責花不夠鮮艷。

人們指責他的公司只是個追隨者，缺乏真正的創造精神時，卻忘掉他成長的社會大背景。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在1984年才開始，他那時已經40歲。他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的，不僅要學習關于市場、貿易、會計、公司組織這全套知識，還要小心翼翼地與當時相當封閉的官僚系統協調。經過30年的革命與階級斗爭之后，這個以商業頭腦著稱的民族幾乎喪失了對商業行為的記憶。1984年，卻是史蒂夫。喬布斯大放異彩的時刻。全美國的觀眾都在橄欖球聯賽的電視插播廣告中看到了那驚人一幕：一個金發的妙齡女郎，從一群暗淡無光的男人中沖出，掄起手中的大錘砸向人群正在觀看的一塊巨大屏幕，一個酷似“老大哥”的人物正在屏幕上演講。屏幕應聲炸開，發出炫目的光芒，隨之屏幕上出現了字幕，宣布麥金托什計算機的推出，它將令1984年與眾不同、精彩紛呈。

在他青春年的歲月里，正趕上那個特殊的年代，他能聽到的是樣板戲、領導語錄，甚至恐懼于說出內心的真實想法。喬布斯則享受著鮑勃。迪倫和印度哲學，當他17歲時對電子器件感興趣，他會在電話黃頁上查到惠普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威廉。休利特的電話，和他聊上20分鐘。

中關村的小平房與硅谷車庫的面積差不多，但它們卻代表著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一個封閉、單一，一個開放、多元。它們的差距似乎并沒有隨著時間推移而縮小太多。中國的確不同了，但變化比人們期待的慢，中關村沒有成為硅谷，而北大、清華也從來沒有像斯坦福與伯克利那樣富有創新精神。一些時候，你甚至感覺它們的之間差距更大了。

他不怎么在乎這些苛責，他喜歡說“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他也對人們的技術崇拜沒太多興趣，他說創新對于一個國家很重要，但企業從來不能為創新而創新，要知道“什么時候是跟隨別人跑，什么時候躍過別人，自己有沒有條件去引領另外一條路”。他也對蘋果公司掀起的狂熱保持著冷靜。“凡是做高技術公司，有經驗的公司，都有可能夭折和死亡，蘋果的時間也未必多長”，他說。他已見證了足夠的繁榮與衰落。除去技術帶來的破壞性創新，一個日漸龐大的組織也意味著風險的增加，昔日的優勢也經常轉化成阻礙。“喬布斯的光亮確實是太耀眼了”，他的潛臺詞不言而喻，此刻的光亮也意味著未來的不確定，誰知道沒有喬布斯的蘋果會變成何種面目？

他也深知自己的危險性。在向移動互聯網的轉型中，聯想不一定會成功，它的“第一步仍是能夠跟上大的轉折，不要被人家甩出去”。而且，人們能想象一個沒有他的聯想嗎？

“不，不，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團隊”，他擺著手說，否認聯想過分依賴他的存在。他說楊元慶成熟的速度令他滿意，他相信聯想的組織能力能應對新的挑戰。這真是矛盾的一刻，他回到了前臺，同時又說要淡化自己的影響。

支配他的仍是生存哲學。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青春經驗，或許沒有給他太多的知識積累與視野上的啟迪，卻一定讓他熟練地應對各種不確定性。此刻商業與技術環境的不斷改變，就像40年前政治風向的不斷改變，你要在外界變化和內心信念之間保持平衡，你要緊隨變化，又不能被新變化沖垮。

人們對待聯想的態度，多少像是中國進入世界的縮影，它被突然推到了一個位置，一方面陷入自我夸耀，覺得自己即將征服世界；另一方面又自我貶低，覺得我們在技術上、設計上、市場創新上永遠都只能是跟隨者。或許它們都對。

“山上烏壓壓一片，那個城市有2000多萬人，全是貧民窟，”他講起了幾年前第一次去墨西哥城的感受，“其實，我從前住的那房子比他們的還差。”北京變了，而聯想在墨西哥城、吉隆坡和印度設立了生產中心，在美國與日本設立了研發中心。10年之前，我們很難想象有一家中國公司可以有這樣的格局，可以把自己的產品賣到１９０多個國家。但同時，此刻的我們也很難想象，一家中國公司可以制造出像iPhone、iPad 這樣酷的產品。他提到了之前閱讀的成吉思汗的傳記，這個蒙古大汗被認定是野蠻人，卻征服了歐洲。他喜歡這個人物身上蘊涵的巨大沖突，一個強大的野蠻人。

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正在形成。一個全球化的中上層階級，不管他們來自北京、紐約、巴黎還是開羅，他們說著同樣的語言，使用同樣的商品，身份感是他們的主要需求。同時一個廣闊得多、被管理學家普拉哈拉德稱作“金字塔底的市場”則被另一種需求左右著，他們也渴求適合于他們的東西。

這兩個世界都吸引著聯想，但過去的經驗表明，后一個世界的渴望更為強烈。6年前的全球化的主張有了不同的含義，到哪一個全球——是要把產品賣到紐約與柏林，還是要覆蓋孟買、內羅畢與卡拉奇。這些市場都需要一種“逆向的創新”，它不是讓一切更酷，而是要讓產品更便宜、更方便、更適于未受過太多教育的消費者。

比起商業世界，他更愿意談論自己的年輕時代，他對于國家與社會的看法。他說剛剛與于建嶸吃過飯，欽佩他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政治、經濟體制與民族的學習能力”是他認定的國家進步的主要原因。

“我們要努力地使社會的空氣濕潤一些”，他曾在幾年前說。有心人聽得懂他的意思，企業是社會肌體的一部分，倘若社會出現病變，企業又怎么獨善其身。他總是用這種間接的、隱喻的方式來表達對中國社會的看法。

他的聲音依舊洪亮，你幾乎可以感覺得到他一貫的激情，他是個喜歡思考也好爭辯的青年，他還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那真是荒誕的時刻。一方面是可怕的壓抑，就像是奧威爾描繪的1984年的景象，一切都處于監視之中，個人的獨立思想與意志蕩然無存；另一方面，又是無處不在的自由，所有的秩序都被推翻了。

這樣的環境也塑造了他的性格，教導他如何獲取內心的獨立，又要保持安全。44年前，文革剛剛開始時，他和幾個同學本能地覺得這種方式有問題，它或許不像是領袖宣稱的那樣。他們的理智與外部環境間產生了撕裂，他們就聚在一起，說出自己的想法，出門后則假裝什么也沒發生。

他了解中國歷史的復雜性、個人的脆弱性。暫時的、單方面的進步經常被歷史的慣性所吞噬。在一些私下的場合里，他警告自己那些民營企業的同行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過去一個世紀里，民營企業家們的命運大多不佳。興致好時，他還要充當暫時的預言家，他問起我們的年齡，然后頗有指向地說，“你們這一代人別想輕松過去。”

這都是無法追問的問題，或許答案也無法明確。他神情輕松，像是徹底適應了自己的新角色，他已經很好地做完了自己這一代的事。

他的故事從1984開始，如今進入了村上春樹所說的１Q84——“周圍一切都在變，這是個不同尋常的年代”。不過，這挑戰該留給下一代了。